第六八回 九一八东北沦陷 一二八淞沪抗战（（1 / 3）

第六八回九一八东北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上）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把王明强行塞进中央政治局，补选为政治局常委。六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总书记，执掌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在苏联留学、工作数年，擅长生吞活剥，背诵书本，是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既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又不愿对中国国情和革命规律进行研究，只知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联的某些经验，盲目痴迷“中心城市暴动”，拼命鼓吹冒险进攻，蛮横地要求红军配合中心城市起义。为了推行其极左政策，王明等人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持有不同意见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生活出现了极不正常的局面。王明在白区顽固地推行“进攻路线”，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使刚刚恢复的共产党组织遭到又一次惨重失败。九月，党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临行时，又指定由博古为代理总书记。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江苏无锡人。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国后即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担任代理总书记后，继续执行王明的“左”倾政策，在各根据地大搞宗派斗争，撤职、关押、杀害了一大批优秀干部，给党的事业和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暂且不表。

且说正当中国连绵内战、政局纷争之时，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危机浪潮的冲击下，日本的经济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物价不断飞涨，市场一片萧条，农业遭遇重创，民生困苦不堪。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心趁欧美各国焦头烂额、无暇东顾，以及中国政府忙于内战、民生凋敝、国防空虚之际，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日本政府授意关东军总部组成阴谋集团，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为核心，极力策划发动“满蒙事变”，妄图侵占中国东三省。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先后四次秘密派遣特务，侦察中国东北地区，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日本政府依据所收集的情报，连续召开内阁会议，制定武力进攻方案，急于发动一场侵华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的财富，来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

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采取军事行动占领“满蒙”的方针。日本政府和军部竭力为侵华战争制造舆论，大肆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要保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父兄先辈流血换来的满蒙权益”；到处煽动侵占“满蒙”的狂热情绪。日本朝野上下，对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已经迫不及待，接连制造挑衅事件，为增兵东北、挑起战火制造口实。

七月，日本关东军特务在长春北郊万宝山挑拨中朝农民关系，唆使朝鲜浪人抢占农田，造成流血冲突。日本政府乘机在它统治下的朝鲜煽动反华风潮，并在日本国内大造反华舆论。八月，日本陆军大尉中村潜入黑龙江境内，从事军事侦察的间谍活动，被东北军抓获，处以死刑。日本关东军总部借机散布舆论，叫嚣“必须以武力解决”；并命令驻军进入临战态势，侵华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恶意挑衅和狂妄叫嚣，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隐忍自重，协力抑制排日运动”。“中村事件”后，蒋介石又电示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望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指示东北军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避免军事冲突。致使东北军处处忍让，毫无戒备。

东北军的消极忍让，助长了日寇的嚣张气焰。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派遣独立守备队一部，在河本中尉的带领下，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有意破坏，袭击日本守备队”。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立即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出动军队向北大营发起进攻。北大营官兵忍无可忍，被迫奋起自卫还击。当是时，北大营守军一万多人，来犯的日军仅五百人；如果认真抵抗，日军绝对占不了便宜。然而，当北大营官兵奋起抵抗时，蒋介石却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张学良立即打电话给北大营守军：“全部撤出阵地，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正在浴血激战的士兵闻令，无比愤慨，团团围住传达命令的参谋长，怒眦欲裂，吼声若雷，群情鼎沸，泣血请战；有人嚎啕痛哭，挥拳击壁；有人持枪暴跳，狂躁不已；更有人破口大骂：“是哪个王八蛋下了这个命令。”参谋长泪流满面，劝诫弟兄们：“执行命令，撤出阵地。”北大营全体官兵挥泪集合，放弃抵抗，不战而退。

是夜，驻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