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出书版） 第15节（5 / 7）

食，不满其欲，辄肆咆哮，动以放火劫窃，出言恐吓。乡民畏之如虎。甚至恃众抢夺奸淫，谋故杀人，无恶不作，种种贻害，不可枚举。”（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后，因为地方官员“一味因循畏葸，于地方全无振作”，“啯噜”的活动进入高潮。据《剿捕档》记载：“川省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常川骚扰，并有棚头名号，戴顶、坐轿、乘马，白昼抢夺淫凶，如入无人之境。通省官吏罔闻，兵民不问，甚至州县吏役，身充啯噜，如大竹县役之号称一只虎等语。”

湖北武昌，则在乾隆晚年出现了盘踞山区、专门靠抢劫为生的家族，“屡经惩创，怙恶不悛”。（《乾隆上谕档》）

山西的社会治安也相当不稳，“民情尚气好斗，嗜酒佩刀，因事相争，动辄挥刃，积习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盗越来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盗在距厦门十余里的地方，“纵横无忌，行劫兵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又登岛国纵火抢劫。乾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总结南方海盗形成原因时说：“闽省近年以来，吏治废弛已极……各海口地方，盗匪仍复肆行出没，甚至五虎门近在省会，而盗船即在彼停泊叠劫，毫无忌惮，以致商贩闻风裹足，皆由该省督抚等平日漫无整理所致。”

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前奏已经缓缓奏响。

三 帝王私欲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年初，六十六岁的皇帝第四次东巡山东。对于“孔孟之乡”，皇帝似乎有着特殊的兴趣，一生十一次光临。其中六次是南巡经过，五次是专门来访。

与前几次东巡明显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多：以前只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全数到来，而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甚至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麇集于此。一路之上黼黻相接，仪仗塞路，闹得小小的山东翻天覆地。

并不是皇帝在途中要开什么“扩大会议”，也不是山东省政府举行什么重大活动邀请大家参加。大员们争先恐后来到山东，只是为了满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个喜好：收受贡品。皇帝的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隐隐，宝气四射。这些大臣老早就瞄准这个机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开始搜罗皇帝喜欢的“玩意儿”。让我们抄录一点历史资料，看看皇帝这次短途旅行过程中，都收了些什么样的礼物：

二月十六日，在黄新庄驻跸时，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济进了“金六十锭”，净重五百九十二两。亲王说，这是预备皇帝一路上赏赐他人之用。

六天后，还是在黄新庄，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进了数车衣料：

贡缎袍五十端、贡缎套五十端、宁袍五十端、宁褂五十端、杭绫一百端、汴绫一百端、貂皮一百张、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

贡缎、宁价值几何，今天的读者可能不太清楚。不过“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的分量应该可以想象。“乌云豹”者，《清稗类钞》云“狐项下细毛深温黑白成文者”，指生于沙漠地带的野生沙狐颌下的那一小块皮。银鼠即白貂，毛色银白而富于光泽，历来价值极其昂贵。

五天后，皇帝行至宝家营，湖北巡抚陈辉祖等候在此，进了一批小玩意儿：“洋磁小刀三十六把、海龙帽檐五十付、象牙火镰包三十六个。”

总之，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皇上。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大内。档案里的贡品单实在太多太长，无法全抄，以下择有特点的再抄几个：

三月初八，在德州，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恭进“曹扇一百柄、鼻烟壶一百个”。

三月十五日，在泰安府，九江关监督全德恭进“三十喜鼻烟壶二十个、套蓝表式鼻烟壶二十个、玉堂春富贵鼻烟壶二十个、锦地洋花鼻烟壶二十个、套蓝福寿带钩二十个、矾红描金福禄寿带钩二十个、掐丝珐琅带钩二十个、松绿拱花带钩二十个、掐丝珐琅扳指二十个、口甚达尔汉扳指二十个、洋彩竹黄扳指二十个、花斑石扳指二十个”。

三月十七日，在泰安府，广东总督李侍尧恭进“象牙朝珠五十盘、蜜蜡斋戒牌五十面、子儿皮钉花扳指套五十个、象牙扳指五十个”。

四月初九，在德州，广东巡抚熊学鹏恭进“黄羽纱马褂三十件、大红呢雨褂三十件、葡萄青呢雨褂三十件、程乡茧三十件”……

皇帝这一趟出行，可谓是满载而归。想必回京路上，御辇之内，细细把玩品鉴这些鼻烟壶、带钩、扳指、曹扇之时，心情一定非常愉快。

“进贡”是专制时代的一项定制。《尚书·禹贡》孔安国序云：“任土作贡。”也就是说，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以土特产贡献给天子，既满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国之用”，又沟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都乐此不疲。

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