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出书版） 第14节（5 / 7）

惯性地称为相国。尹嘉铨在自己的著作中屡称大学士为“相国”，乾隆批评说，宰相之名久已废置，本朝自皇祖、皇考以至朕，太阿在握，权柄不移。在朝大学士，作用不过是承旨记录，有哪件事曾借助大学士的襄赞？

既然尹氏犯了如此多的“大罪”，大学士、九卿等在反复审讯后，奏请将尹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照律缘坐，也就是说，16岁以上的子孙都要杀头，家中的女人们以及16岁以下的子孙要发配为奴。不过乾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凌迟，改为绞立决，亲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同时命各省查缴销毁尹著述或编辑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铲削磨毁。对此，鲁迅说：“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列的。”这项工作牵涉各省，一直进行了半年之久。

不论尹嘉铨是“真道学”还是“假道学”，本来都不干王法。生活在除乾隆之外的任何一个时代，他都会安享天年，寿终正寝。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乾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乾隆极力扩张君权，虽一时收到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

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正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

盛世的崩坍

如果说专政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一 尹壮图的奏折

文字狱的消失和它的兴起一样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国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体陷入了亢奋乃至疯狂状态。他们放下日常工作，昼夜不息地审查着帝国内所有的汉字，而皇帝却在这个时候不动声色地转向了。

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万青被人举报。举报者称他家祠堂所悬的匾额对联有严重问题。其匾额曰“豆登常新”。其对联是“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这类气势宏大的文字只有皇帝用起来才合适，平民百姓怎么可以妄用？

指控当然十分可笑。可是如果祝氏因此家破人亡，却绝不会令人意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后，类似的荒唐冤狱数不胜数。地方官不敢怠慢，将此案列为大案火速上报，等待着皇帝对他们办事勤敏的嘉奖。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皇帝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此等扁对杂凑字句，谓之文理不通则可，指为语句违碍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节，看来竟属险诈诬罔，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

既然皇帝不为已甚，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伤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后（1783年），文字狱稀稀落落，显著减少。

乾隆五十年（1785年），借《慎余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抚大员郑重重申，文字狱不可扩大化：“外间著有诗文，果有如钱谦益、吕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孙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应搜查严办；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这道谕旨之后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腥风血雨终于停息，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清代文字狱档》）

皇帝为什么停下了杀戮之手？

因为文字狱运动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如前所述，乾隆朝文字狱的目的是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消灭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一切有胆量、有头脑、有野心和他较量的人，都已经从肉体上消失；一切稍涉异端的书籍字纸，都已经被烧光；连绵不断的惨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