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建国历程（5 / 7）

14天，日军展开疯狂的“肃清”行动，以报复当地华侨和义勇军曾进行过的抗日活动。所有年龄在18～50岁的成年华人男性都被驱赶到“检证中心”挨个盘查，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空地上，没有水和食物，经受风吹雨淋和鞭笞。那些据说是抗日分子的都被抓出来送往监狱，但大部分被杀掉。他们有的被用船运到绝后岛（圣淘沙岛）附近被扔进海里，有的干脆被赶往海里用机枪扫射。据实际估算，在那两个星期里，被杀害的华人平民约有25万人。日本人本来希望华人自愿与之合作，以方便他们更好地管理这里，但“肃清”行动使这种可能性变成没有可能，大屠杀在华人心里都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空袭过后的新加坡1942年初，日军空袭过后的城市冒起滚滚黑烟，不知又有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多少家庭支离破碎。

日军对待战俘也相当残酷，拒绝变节的军官和士兵都被杀害或暴力折磨。1942年9月，约有15万名战俘被拉到广场上，日方要求每人签下一份绝不逃跑的保证书，但战俘们拒绝合作。他们被滞留在广场上三天三夜，几名逃跑者也被公开处决。这次事件不但没有打击战俘们的士气，反而让他们更加同仇敌忾。战俘营里除了暴力折磨，最悲惨、最困难的还是食物短缺，在被关押的第一年里，他们便被降低了食物配给量，能够参加艰苦的劳作那是更“幸运”的事，因为意味着能得到较多一点的食物。而在日据时期的最后几个月里，战俘们所得的口粮还不够塞牙缝，很多人都没能熬过那段时间。这些战俘病死、饿死无数，到后来还有一大批被拉去修泰缅那条“死亡铁路”，许多人又在这项苦差中送掉了性命。

相比于新加坡的马来人、欧亚人和印度人，日方对待华人更为严酷，无论是榨取钱财还是实施严刑峻法总是先对华人下手。在“肃清”行动之后，他们成立了华侨协会，向马来亚地区的华人索要5000万元的奉纳金。其中，新加坡要承担1000万元。日军将领山下奉文当初给出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钱是你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70多岁的著名华侨林文庆被迫担任华侨协会会长，并以他的名义去筹钱。

投降仪式后的双方代表团1945年9月12日，政府大厦举行了日军投降仪式。之后，双方代表团走出大厦。

欢呼的人群1945年9月5日，面对重返新加坡的英国军队，人们发出了欢呼。人群的上方，英国国旗飘扬，这代表日军对新加坡的占领结束了。虽然英军受到了欢迎，但从此以后，英军在新加坡民众心中的威信大不如前。

在整个日据时期，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告密和私刑横行，稍有不慎就会被认为拥护英殖文化或反日，被宪兵队抓走进行严刑拷打。人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赚到钱便挥霍一空，因为不知道自己和全家明天会发生什么。随着物资的极度匮乏和日方滥发军票（代替英国的货币，俗称“香蕉票”），新加坡长期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不少不良商人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米价从1斤5元涨到5000元，城镇住宅的房子也翻了50～60倍。到后来，几乎每样东西都变成“黑市交易”，甚至连巴士车票、电影票等都要以黑市价格交易。到日据后期，大街上到处充斥着无用的军票，在日军投降日，许多人索性把军票当成冥纸烧给自己的先人。

日军统治期间，改变的不仅是这里的生活，还有人们的价值观。人们以往奉行的公正、善良都不能再作为生存下去的资本，见机行事成为人们看重的美德。一些非法贸易者和赌徒成为新富阶层，那些文员、教师等白领阶层则薪水微薄、处境艰难。这种价值观的改变甚至深深影响到日军投降之后的很多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日军的高压政策激发了新加坡人的创造才能，在工业上生产出许多替代性产品。比如用凤梨纤维制作的麻绳和缆绳，用木薯酿制的烈性酒，用竹子、凤梨叶和茅草造的纸，用橡胶油和汽油混合成机动车燃料，还有在战后仍广受欢迎的三轮车等，虽然这些替代性工业没能延续下来，但这反映了新加坡具备进行现代工业化的潜力。虽然备受压迫，华人仍旧是这里的经济支柱，他们依靠互助合作和极广的人脉在最艰难的时境也生存下去并获得发展。

1945年8月，日军终于投降，结束了他们残酷又失败的统治，但留下的是一个疾病横行、食不果腹、居住条件拥挤的破败的新加坡。在日军投降、英军未到的一个月里，这里异常混乱，汉奸遭到清算，许多公共设施被破坏。人们等待着英军能降下“甘霖”救民于水火，但这场期盼的实现也许任重而道远。

日军战犯山下奉文

山下奉文出生于1885年，是日本著名战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山下奉文参与了多次对华战争，屠杀了不少中国军民。他曾全面指挥对新加坡的战争，一举从英军手中拿下了新加坡及整个马来半岛，被称为“马来之虎”。英军总司令白思华被迫率部投降。1945年，日军战败，负责菲律宾防务的山下奉文向美军投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刚被释放的白思华也参加